中国人想要改变经济或科学技术、理论方面的落后状态，首先要改变的是思维方式。
《中华读书报》刊载的两篇文章：1998年8月12日李世?先生的文章《中国古代有没有科学》以及1998年9月9日刘兵先生的文章《科学的一般概念与中国古代的“科学”》均已拜读。我觉得两位先生的争论，在论及科学、技术和经验这三个概念的时候，忘记了理论这个概念与它们的关系，这也反映了国人的思维状态。
科学是对某种事物在有理分类的情况下，在提取必然因果关系前提下通过实践而获得的结论。在科学研究的过程中，会出现至少两种性质的工作：一种是实验性的，经验性的，也就是技术；另一种则是理论性的，是对经验的总结。中国古代文明程度之高，位居世界之首，这是无可否认的。光外国人承认的中国科学技术的世界第一，就至少有一百个之多。美国人罗伯特·坦普尔写的《中国：发明与发现的国度——中国科学技术史精华》，这是根据英国著名生物化学家和科学史家李约瑟（JosephNeedham）博士所著《中国科学技术史》和文稿撰写的普及本。在出单行本之前，曾经以《中国的一百个世界第一》为名节选连载，震惊过中国学术界。
李约瑟博士在英文版前言中提出两个基本问题：“第一，为什么他们竟能如此遥遥领先于其他国度？第二，为什么他们现在却不比世界其他国家领先几百年？”他的回答是：“这是由于中国与西方之间具有很不相同的社会制度和经济制度”。而我则从思维方式本身考虑这个问题的答案。
螺旋桨原理的发现数中国人最早，用螺旋桨原理制作的儿童玩具：竹片蜻蜒和风车，从公元4世纪起到现在就没有改变过它初始的样子，至今在北京厂甸到处可见，怎么就没有一个中国人做过大胆、非份的设想，让它带着人一起飞上蓝天，把这个世界第一应用于实际，使它成为直升机的水平旋翼或飞机的螺旋桨呢？
在欧洲人杜里（1746一1822）将火箭筒气体流速总结为公式之前五百年，中国人就已经在实际中应用这个原理了，可是中国人为什么没能把它抽象、总结为精确的，可以由人反复检验并广泛应用的公式呢？以至使这种实践经验失传？
火药的公式是被总结出来了，“一硝二磺三木炭”，但是爆炸的原理是什么？木炭、火硝、硫磺又是由什么构成的？那些更微小，更原本的“原子”是什么？为什么我们的祖先不去做更进一步的研究呢？
中国人由于儒家、道家、禅宗思想教育，对于事物本质不求甚解，缺少科学形而上学的抽象思维训练，思维还没有蜕掉原始思维的老皮，因此很难在实践经验中，在具体的工作中，抽象出具有实效的理论。思维的遗传基因使中国古代文明成为建立在经验基础上的技术。中国人缺少的，并不是经验和技术所含的科学性，缺少的是理论研究，即把这些经验归纳、总结、抽象出、概括出具有规律性的公式，揭示原理。
到现代，在引进西方思维方式的时候，由于对唯心主义的造物主的激烈批判，把其中倡导人类智慧的那部分积极性也抛掉了，使思维更加处于僵滞状态。国人在“文化大革命”中都坚定地站在唯物主义的一方，坚信“物质存在是第一性的，精神存在是第二性的”。但是人们在强调物质第一的同时，等于承认和强调了思维的被动性。可是这个物质的世界，除了山水、空气、光、植物、动物一些原存在的存在是第一性的以外，人类社会的一切存在、一切物质都不是上帝创造的，而是由人通过精神劳动，之后是实践劳动创造的，是第三性的，甚至第四性的：有了人精神上的虚构的床，才可能有木匠设计出来的床，才可能有实践做出来的床，才可能有艺术家笔下画出来的床。因此切不可忘记处于第二性的精神却是指导人主观能动性的第一推动力！人的精神创造：虚构能力、设计能力是人最可宝贵的创造力。统治这个物质世界的是精神，精神的精华被归纳出来那就是理论。
人们信奉歌德的一句话：“理论是灰色的，生活之树常青”为至理名言，认为理论永远是跟在生活的后面，随生活而改变。其实人类的任何一个进步，首先都是由人先想明白了，然后才按照这个想法去做，之后获得成功的。因此从某种意义上说，只有理论之树常青，生活之树才会常青。理论永远站在生活的前面。只有理论改变，生活才会改变。不信我们仔细想一想，在古代还可能有一些盲目的行动，越到现代这种盲目就越被文明和理智所禁止。各种可行性的报告，各种计划，都说明了理论领导着实践。因此任何一门学科对未来的预设，就成为理论的先锋部分，它指导着社会的前进，指导着科学的发展。没有对暗物质的假说和设想，就不可能有探测暗物质的卫星上天。
作为一个中国人，我为我国古代文明之辉煌而骄傲，为文明之衰落而痛心，同时为至今人们仍然未对衰落原因有所觉悟而焦虑。在现代科学研究中，尽管社会制度和经济制度都有所改变，如果仍然不重视思维的先锋作用，不重视思维的训练，不重视理论素质的培养，只注视技术，那么，我国的思维状态就仍然处在第三世界的水平，就很难在理论上具有高度概括能力，很难取得突破性、原创性、原理性的思维成果。
中国人想要改变经济或科学技术、理论方面的落后状态，自立于世界文化之林，首先要改变的是思维方式。第一，应重视唯理性的基础理论研究，去总结公式，去探求原理，使实践经验公理化；第二，要大胆“邪说”，寻找“野路子”，连想都不敢想，何谈失败？又何谈成功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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